China-Oldenburg

文 : 王栋，青岛

现年86年的彼得·特罗舍尔（Peter Troschel）一直居住在北德小城奥尔登堡（Oldenburg），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的老爷子至今还能持续自行车骑行10公里。虽然只在二十多年前年来过一次中国，连最简单的中文也听不懂，但他却仍可以准确地记得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701~762）借乐府古题创作的《胡无人》，“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如果有人好奇的问他，为何对这个相隔万里的国家情有独钟，耄耋之年还能够记得中国的古诗。彼得老人总会很自豪的说，诗是小时候奶奶教的，而他的父亲也出生在中国青岛。80多年来，带有中国痕迹的记忆始终印在彼得老人的脑海中，从未褪色……

彼得老人的奶奶是谁？又和中国，与青岛有着怎样的缘分与情愫？在德国学者裴琳（Gerlinde Pehlken）女士的协助与探访下，百多年前，彼得老人的爷爷奶奶——特罗舍尔夫妇曾在青岛生活与工作的如烟往事又重见天日。

执着从医的伊丽泽

彼得老人的奶奶名叫伊丽泽·舒尔茨（Elise Schulz,1869~1952），1869年6月15日出生于波美拉尼亚的科斯林（今波兰科沙林）。因为是个未婚孕育的私生女，伊丽泽的母亲在其出生后不久，就把她丢给了外祖父去了柏林。后来，伊丽泽在回忆录中将自己的童年描述为“悲伤的青春”。自少年时代起，伊丽泽就希望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而这一理想也伴随其终生。年少时期的伊丽泽天生聪慧，而且勤奋好学，年仅15岁时就通过了王家师范学院的考试。她曾回忆，“我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制定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计划。由于没有专为女童准备的文法学校或其他机构，我只能在为期三年的培训中扩展我的知识。”多年之后，她告诉儿子维甘德（Wigand Troschel, 1904~1975），也就是彼得老人的父亲。从教师研修班毕业后，她虽然做过几年的老师和家教，但从未放弃成为一名医生的愿望。

当伊丽泽得知德国著名女权主义活动家海琳·朗格（Helene Lange, 1848~1930）为准备学士学位的人群而开设了实际课程时，她立即与海琳取得了联系。伊丽泽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我得知海琳为准备毕业（的人群）而开设了很长的实际课程时，我写信给她，征求她的意见。她给了我一张免费的课程门票，我高兴地去了柏林，迈出了一大步，离我的目标更近了。”尽管伊丽泽各科成绩都不错，但数学却一直是个短板。在寻找一位合适的数学私教时，伊丽泽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水利工程师恩斯特·特罗舍尔（Ernst Troschel, 1868~1915）。

1893年4月，为攻读学位，伊丽泽前往苏黎世，凭借老师的推荐她被允许旁听。一个学期后，她通过了考试。在苏黎世，伊丽泽还见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这位著名哲学家、诗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在一群俄国学生之中结识了其貌不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 1870~1924），这个彼时还略显稚嫩的23岁小伙后来化名列宁（Lenin），并在20多年后领导了改变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

通过物理学考试后，伊丽泽回到了德国。1895年，她在舍内贝格（Schöneberg）与恩斯特·特罗舍尔结为夫妻。特罗舍尔是妇女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他赞成妻子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伊丽泽希望在柏林继续她的学业，但在1895年，由于传统的性别歧视，德国几乎没有女学生，当然也没有学医的女性。伊丽泽向每个教授咨询是否愿意让她旁听。因为认为这样做不合规矩，大多数教授都拒绝了。但经过不断的申请与抗争，她终于得愿以偿，成为柏林最早的女医学生之一。 1899年，伊丽泽又去瑞士攻读了博士学位。自1900-1901年冬季学期开始，德国首次允许妇女参加国考。伊丽泽在柯尼斯堡大学参加了1901年的国家考试，因为要照顾相继出生的3个孩子克拉拉（Klara, 1896~1970），恩斯特（Ernst, 1898~1918）和汉斯（Hans, 1899~1979），伊丽泽只能和一个亲戚住在一起，并让其帮她照顾孩子。

携子随夫前往青岛

伊丽泽的丈夫恩斯特·特罗舍尔1868年4月16日出生于西波美拉尼亚的斯塔加德（今波兰什切青旧城）。中学毕业后，特罗舍尔进入夏洛滕堡技术大学学习水利工程。完成学业后，他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专门负责港口和造船厂建设。特罗舍尔曾在柏林和波罗的海沿岸的科尔贝格（Kolberg）、朗富尔（Langfuhr）等城市工作。1901年，他加入了德国海军，在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担任港建总监。1903年，特罗舍尔接到了帝国海军部提出的前往远东，进一步扩建德国保护区青岛港的工作。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他想带着全家人一起展开这次旅行。伊丽泽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丈夫的一次调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天，他在服役期间回到家，笑着问我‘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中国吗？’‘当然’我说，‘什么时候？’‘14天后！’”此时的特罗舍尔夫妇已经有了四个儿女，1902年秋天出生的希拉（Hela, 1902~1992）只有9个月大。但伊丽泽并没有考虑太久，就决定毫不犹豫的支持丈夫接受这份远渡重洋，且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并带着孩子们随丈夫前往遥远的中国。至于促使她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伊丽泽后来在回忆中说，还是在求学期间，她就对远方的世界充满了憧憬与向往。在地理课上，老师曾向学生们展示过中国地图，并讲述了那里的山川河流。遥远的中国如同童话般吸引着伊丽泽。而在当时的德国，还掀起过一阵中国热，那些家境优越的人们大量购买来自中国的瓷器和丝绸，还用中国风格装饰他们的花园。但在当时，如此遥远的异国旅行费用高昂，并没有太多人能够负担的起。中国，对于绝大多数的德国人来说，就是一个无法触及的梦。

由于时间仓促，海军部只留给了特罗舍尔夫妇两个星期的准备时间。当时，德国只有皇家邮船“拜仁”号运营着往来于汉堡和上海之间的航线。为了节省时间，特罗舍尔夫妇带着四个孩子和保姆乘火车从柏林先前往意大利的热那亚，再从那里乘轮船，花了大约五个星期才到达上海。从这个中国最繁华的通商口岸，他们又转乘“前进”号轮船继续驶向青岛。

毗邻大港的日常生活

到达青岛的最初几天，特罗舍尔一家暂时在位于威廉皇帝海岸（Kaiser-Wilhelm-Ufer/今太平路）的克里彭多夫饭店（Hotel Krippendorf，原青岛日报社办公楼），直到胶澳督署把他们安置在港口附近的一座小公寓里。伊丽泽在回忆录中写到，“最必要的家具是由督署提供的。三个仆人——厨师、男僮和苦力已经在等我们了。我们的保姆利克贝特小姐（Liebert）立刻通过剪短他们一厘米长的指甲来展示她的权威，仆人们毫无怨言地忍受了。一开始与这种仆从的态度进行交流有点困难。我问男僮，‘你能打扫房间吗？’‘我知道！’‘你会擦窗户吗？’‘我知道！’……显然他只会‘我知道’这个词。起初我们经常注意到‘maski’这个词，它可能根本不是中文，而是起源于德语中的‘无所谓’。如果我给经销商30元，而不是40元，他们会说‘maski 30’，我就买下。我丈夫曾经看到一群中国人坐在一堆圆木上，于是警告他们，如果原木滚落，将会危及生命。他们却回答：‘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没所谓。’

旅途劳顿的修整时间也非常短暂，1903年8月24日，特罗舍尔就开始在港口管理局工作，并于9月3日被任命为1号工部（港口建设）局的负责人。在青岛工作期间，他的直接上司是建筑总监尤利乌斯·罗尔曼（Julius Rollmann, 1866~1955）。

1904年，港务局在大港附近的西关大街（今包头路）上的新建了一座大楼。一楼用于办公，特罗舍尔一家在二楼拥有一套六个房间的公寓。这所房子的房间不仅宽敞明亮，一个预制的阳台在夏天也可以提供足够的阴凉。特罗舍尔的孩子们对住处的位置毗邻港口非常满意。多年以后，他的儿子汉斯曾这样回忆：“我爸爸参与了青岛港口的建造。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挖掘机，浮吊，蒸汽夯，码头，潜水钟、船，驳船，信标塔和铁路。这些都是我们的好玩具。我们会爬上去玩。外面堤坝旁的挖泥船总是那么奇怪地呻吟。我们还有一条叫鳟鱼的蒸汽艇，（船上）有一间红色软垫的小屋和中式服务。有时我们会驶入黄海，那里有马蹄礁、阿科纳岛和更远的潮连岛。在礁石上矗立着一座灯塔。它的灯火会在夜里忽明忽暗地照进我们的窗户……”

1904年2月11日，特罗舍尔夫妇第五个孩子，也就是彼得老人的父亲在青岛诞生。伊丽泽在回忆录写到，“卫礼贤牧师（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为孩子施洗，并起名叫维甘德–观海（Wigand Quanhai）。在孩子的洗礼会上，我们很高兴地欢迎霍尔岑多夫（Henning von Holtzendorff, 1853~1919）海军上将作为我们儿子的教父，他被调到青岛担任总督，¹也是我们家唯一相熟的德国人。这次洗礼的形式和我们在德国和大孩子们的庆祝活动略有不同。我们的卧室被打扫干净，墙壁上衬有红色天鹅绒，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一个漂亮的水晶碗，里面装着洗礼书。海军营的军乐团在走廊里（等候），除海军上将冯·霍尔岑多夫上将外,港口建设主管的妻子罗尔曼女士则代表工务局。当冯·霍尔岑多夫在洗礼期间举行小小的施洗时，孩子用坚定的双手接过上将的命令，他亲切地说这是一个好兆头。在我们厨师准备的宴会上，大约有二十位客人参加，都是我丈夫的同事和他们的妻子，还有狄仁清医生（Dr. Edmund Dipper, 1871~1933）和卫礼贤牧师夫妇。饭后，餐厅被打扫干净了，大家伴着音乐开始跳舞。”

出于对年幼孩子细心抚养的考虑，伊丽泽很少参与青岛德国人的社交生活。但是当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的三子阿达贝特王子（Prinz Adalbert, 1883-1942）随德国军舰赫塔号（SMS Hertha）来到青岛时，胶澳总督都沛禄（Oscar von Truppel, 1854~1931）举办了一个大型舞会，所有军官和高级官员都被邀请和他们的太太一起参加，伊丽泽也不得不去。她回忆到：“在这里，我看到这位友好的年轻皇子在活泼随意的交谈，在我被介绍给他之后，他邀请我跳了一支华尔兹。在共舞中，我问他是否愿意来青岛。“是的，我很想来。”他说，“大海太美了。”然后在短暂的停顿后，令人惊讶的一句话是，“从船上，我可以看到你的卧室。”王子大概19岁，这句话听起来年轻，幼稚。今天，回想起那一刻……我仍然很荣幸能和德国皇帝的一个儿子共舞……”

受当地妇女欢迎的德国医生

搬家之后，伊丽泽也立即开始了她的工作。当时每年出版的《行名书》（Adress-Buch）和《山东汇报》（Kiautschou–Post）周刊的增刊都对她的到来进行了记载和报道。在伊丽泽看来，青岛当时的医疗条件已经非常之好了。俾斯麦大街（今江苏路）的医院里有足够的海军医生，一些私人医生也已经安顿下来。开始几年还有许多霍乱，痢疾和斑疹伤寒的病例，但之后这些烈性传染病就非常少了。除德国海军军医外，一些无力负担医疗费用的中国穷人还受到教会医院的免费照顾。艾丽泽在当地的中国妇女中很受欢迎，因为她即是全科大夫，也是妇产医生。因此她经常坐人力车或船去附近的村庄，给那些即将生产的孕妇接生。

伊丽泽在其自传中写到：“有时，我会从港务局借用人力车以便长途旅行。这辆车两边都有窗户，上有顶棚。这样我就可以免受风雨的侵袭，而且在里面也更安全。因为苦力都认识我，并且在发生抢劫时无论如何都会保护我……我一直很不愿意使用这辆车，但不幸的是当时没有其他的出行工具，看到苦力喘着粗气，汗水浸湿的躯干像驮马一样为我服务，这不符合我们的自由与尊严感。”

伊丽泽认为，她的作用仅仅是帮助产妇分娩，但她所帮助让第一个儿子平安降生的家庭给了她一份特殊的荣誉。伊丽泽写到，孩子的父亲来找我，问是否可以送我一份礼物，我当然同意。几个星期后，一个信使来了，问我现在是否愿意接受这份礼物。在我接受之后，一直在外面等着的孩子父亲拿着一卷沉甸甸的红绸走上前来，这块红绸有2米宽，3米长。中心用镀金的中文写着“医术精湛”（Kunst ist am schwersten ohne Medizin）。一边写着捐赠者的名字，另一边写着“来自欧洲的著名德国医生特罗舍尔夫人”。四十年来，这面锦旗一直装饰在我中式房间的墙壁上。然后俄国人来了，把房间变成了马厩，后来我只找到了几块红绸碎片。”伊丽泽还认为，有时她也很难向那些失望的父亲解释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而通常，那些刚生了男孩的父亲都会带来珍贵的礼物。

见证大港开通和发现新的物种

1904年3月6日，期盼已久的大港I 号码头终于竣工投运。这座石砌的突堤式码头有720米长，并配置了摩擦桩、系缆柱、配套库房等先进的设施。总督都沛禄在众多嘉宾的面前为大港启用揭幕，伊丽泽的丈夫特罗舍尔作为港口主要部门的负责人也参与了这次活动。码头的一部分还被布置成了游乐场。作为庆典上的一个亮点，装饰着许多旗帜的伊尔蒂斯2号（S.M.S Iltis II）炮艇缓缓驶入，切断了延伸至港口上空的绳索。在新码头上，海军第三营的军乐队也进行了演奏。

特罗舍尔在青岛期间，一直致力于码头虫害的研究与防治。据1905年3月29日的《青岛新报》（Tsingtauer Neueste Nachrichten）报道，特罗舍尔在德国殖民协会组织的大会上做了一个有趣的演讲，他着重讲述了防治蠕虫危害及其对港口建设的重要性。当时，青岛港务局已设置了一个有上百个硬木桩的测试站。特罗舍尔将一些橡树桩带回他的花园，以便更详细地检查木材受损和蠕虫的活动情况。伊丽泽用锤子和凿子帮助检查蠕虫的活动。她曾回忆到：“我当然对丈夫的工作很感兴趣。我经常陪着他到施工现场，惊讶地看到构成码头基础的沉重桩中的每一桩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耐心。我对这些橡木桩特别感兴趣。在青岛的经验是，即使最好的硬木，短时间内没有任何外部迹象的也从内部变得脆弱和朽烂，以至于轻轻一推就能完全毁掉一个厚实的支柱，甚至使其断裂。调查表明，危险的木材害虫，木虱和钻虫都在进行破坏。尽管木虫只吃掉了表面，受到影响的部分看起来就像是雕刻家在上面雕刻了蔓藤花纹和人物图案，但木虫生活在木头的黑暗中心（不易被察觉）。我丈夫把一些原木带进了我们的花园，我们经常花几个小时用锤子和凿子把几米长的通道暴露出来，以清除危险的蠕虫。”特罗舍尔将头部发达的蠕虫标本送到了柏林的动物博物馆进行鉴定，以确定自己是否发现了一个新的未知物种。他还编写了一本有关木材养护的手册，但该手册却在特罗舍尔去世一年后才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在其中，特罗舍尔描述了钻木蠕虫对木材的破坏。这种蠕虫后来以他的名字被命名为：特罗舍尔船蛆（Teredo navalis troscheli)。

孩子们记忆里的青岛

青岛对于特罗舍尔家的孩子们来说是一个令他们好奇的新世界。每当有什么奇怪东西可以看的时候，特罗舍尔家的三个大点孩子就出现了。孩子们经常去旅行探险，小恩斯特和汉斯常骑着驴子穿过郊区。尤其是在山沟里，他们会发现了一些奇异的动物。汉斯告诉他的父母，在一个大池塘里，他们曾发现过像煎饼一样大的臭虫。有时他会被蝎子咬伤，但汉斯还是敢把这些不知名的虫子放在一个袋子里，然后再带回家。孩子们还很高兴地去探访位于港口区和欧人区之间的大鲍岛中国城。那里的中国玩具、剪纸和精美的瓷器让他们流连忘返。有时，孩子们忘记了晚上开灯的时间，他们就赶紧叫了辆人力车，并附上地址：“港务局”，车夫马上就知道了。

闲暇时，特罗舍尔会和儿子们一起踢足球，或者进行其他体育运动。盛夏时节，他也会带孩子们去郊外探险，游览崂山，住在梅克伦堡宫（今崂山柳树台）的度假屋里，与他们分享对动植物的兴趣。三个大一点的孩子非常喜欢这种远足，尤其是汉斯经常回忆起这片崎岖的山野。当港务局的花园建成后，特罗舍尔曾让园丁种植山楂树。园丁说山楂树在青岛长不好。但是特罗舍尔还是让他种。他告诉园丁，无论怎样，你至少应该试试。在孩子们眼中，恩斯特·特罗舍尔首先是一名技术官员、生物学家和运动员，同时他也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家庭的幸福总是放在首位。后代们都认为，特罗舍尔潜移默化的将自己的研究精神传承给了他的子孙。

后来成为一名画家的汉斯·特罗舍尔也写过很多他在青岛的经历。比如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军舰逃亡青岛的记忆。1904年8月11日晚，俄国军舰“切萨列维奇”号进入大港时，汉斯才5岁，但这些儿时的经历却让他终身难忘。“切萨列维奇”号参与了日俄战争。作为旗舰，它与其他军舰一起于8月10日离开了亚瑟港（今中国旅顺港），想突破日军的围困，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当日军展开进攻时，其他船只得以逃脱，但“切萨列维奇”号被严重击伤，为了不被日本海军虏获，“切萨列维奇”号与其他三艘驱逐舰一起逃至青岛港，并停泊在2号码头。许多阵亡者被从船上抬下，其中包括德国出生的舰长海军少将威瑟夫特（Wilhelm Karlowitsch Withöft,1847~1904）。

由于特罗尔家的公寓就在港口，因此可以看到严重受损的军舰进港。汉斯·特罗舍尔回忆到：“我们的房子靠近港口。远处可以隐约地看到了嶙峋的大珠山。当一名伟大的水手或一艘邮轮从欧洲远道而来时，我们这些孩子就在港口那里等着。一天，一条冒着烟的巨大轮船进入港口。这是一艘装有很多大炮的军舰，看起来非常大。但是都被击毁了，烟囱像筛子一样透明。它靠了岸。更像是一艘死亡之船。尸体被从船上抬走，伤残的人放在有条纹的木板上。浓稠的鲜血从他们的身上滴落到甲板上，然后滴洒在大街上。”艾丽泽在重伤者被送往医院之前对他们进行了急救。多年之后，汉斯说，他与哥哥恩斯特、姐姐克拉拉也一直在旁边看着。

尽管家里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但特罗舍尔家庭的规模还在扩大。1905年9月，第六个孩子格尔达（Gerda, 1905~1986）出生了，她的中文名字叫清明（Tsing-Ming）。伊丽泽有足够的时间在家里教她的大女儿克拉拉，而恩斯特和汉斯两个男孩则要去督署学校（今广西路1号）上学。他们每天早上都骑着驴子上学，一个马僮扛着书，陪着他们。上课时，这个孩子就牵着驴等他们放学。家务事一般由从德国带来的保姆里克贝特小姐负责，她通过自己的权威领导中国仆人。

总之，特罗舍尔一家在青岛的生活平静、惬意，不仅给夫妇二人，也给他们的子女们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

设计建造欧洲最大平旋桥

1906年初，特罗舍尔被任命为威廉港帝国造船厂的港建总监。一家人依依不舍的离开了生活了两年多的青岛。回到德国后，特罗舍尔一家住进威廉港国王大街50号的一间公寓。不久后，伊丽泽在此开设了一家诊所。在威廉港工作三年期间，特罗舍尔参与威廉皇帝大桥（Kaiser-Wilhelm-Brücke）的设计建造。这座横跨亚德湾的大桥以德国皇帝威廉一世（1797~1888）命名，高9米，总跨度为159米，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平旋桥，至今仍是威廉港的地标性景观。此后，特罗舍尔回到但泽，并离开帝国海军，他成为了生产基础化工品的吕特格工厂（Rütgers-Werken A.G.）的一名主管。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特罗舍尔在战争动员期间就应征入伍，并前往位于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西南部交界处的佛兰德斯（Flandern）前线参战。不幸的是，次年特罗舍尔就在德军与加拿大部队之间的激战中身受重伤。虽然被批准休假回国疗伤，但47岁的恩斯特·特罗舍尔却没有绝处逢生，1915年8月25日，他在柏林死于胸膜炎。三年后，儿子小恩斯特也在法国前线阵亡……

伊丽泽和其他几个孩子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幸存了下来。在辗转过许多地方之后，伊丽泽在小城奥尔登堡度过了平静的晚年生活，她于1952年11月6日去世，并被葬于当地的新奥斯特堡公墓。伊丽泽留给了家人许多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文字充分体现出她始终对中国、对青岛所充满的热爱。